陈独秀在创办上海早期组织前的出版活动

（陈独秀）

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前，陈独秀曾经有过五段编辑出版工作经历。1903年，协助章士钊主编《国民日报》；1904年，创办并主编《安徽俗话报》；1913年，帮助章士钊创办《甲寅》；1915年，创办并主编《青年杂志》；1918年创办并主编《每周评论》。其中陈独秀自己创办并主编的3种报刊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都有重要影响。

（《安徽俗话报》）

一、开通民智的《安徽俗话报》

1904年3月在安徽芜湖创刊，1905年8月终刊，共出版了22期。《安徽俗话报》以开通民智、救亡图存为宗旨，设有论说、要紧的新闻、本省的新闻、历史、地理、教育、实业、小说、诗词、闲谈、行情、要件、来文等栏目。《安徽俗话报》是辛亥革命前安徽出版的第一份革命报，是当时中国最重要、最有影响的白话报刊之一，该报在《本社广告》中称“本报发行以来，仅及半载，每期由一千份增至三千份，销量之广，为海内各白话报冠”。

（一）浅俗话语，通达学问

陈独秀在《开办〈安徽俗话报〉的缘故》中，明确提出了该报所坚守的两个主义，第一是“要把各处的事体，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”，解决安徽“风气闭塞，较沿江各省尤甚”[3]的问题；第二是“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，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”，解决日报旬报“满纸的之乎也者焉哉字眼，没有多读书的人，哪里能够看得懂”的问题。陈独秀在《〈安徽俗话报〉的章程》中重申“这报的主义，是要用顶浅俗的话说，告诉我们安徽人，教大家通达学问，明白时事”，不仅强调了开通民智的办报宗旨，而且说明了通俗易懂的办报风格，充分体现了以读者为本的办报理念。

（二）反帝爱国，救亡图存

陈独秀在《瓜分中国》中指出：帝国主义列强“打算把我们几千年祖宗相倚的好中国，当作切瓜一般，你一块，我一块，大家分分，这名目就叫‘瓜分中国’。”在《说国家》中指出：“一国的盛衰荣辱，全国的人都一样消受”“全巢将覆，焉能一卵独完”“当今世界各国，人人都知道保卫国家的，其国必强；人人都不知道保卫国家的，其国必亡”，并在文中提出一个国家要有一定的土地、人民、主权，三样中“缺少一样，都不能算是一个国”。在《亡国篇》中指出：“亡国固然和换朝不同，有时亡国还不必换朝，只要这国的土地、主权被外国占夺去了，也不必要外国人来做皇帝，并且朝廷官吏依然不换，而国却真是亡了。”《安徽俗话报》刊发的这些文章表达了强烈的反帝爱国、救亡图存思想。《安徽俗话报》除宣传反帝爱国、救亡图存思想外，还批判封建伦理、破除封建迷信，主张兴办学堂、提倡文学革命等。因此，从内容上看，《安徽俗话报》是《新青年》的先声。

（《青年杂志》）

二、思想启蒙的《新青年》

1915年9月《青年杂志》在上海创刊，1916年9月更名为《新青年》，1917年3月编辑部迁到北京，1920年9月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机关刊物。《新青年》的出版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，在这场思想文化领域的深刻革命中，《新青年》编辑部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，陈独秀成为了“五四运动的总司令”。《新青年》在新文化运动中做出了重要贡献，蔡元培称“《新青年》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”，胡适称：“《新青年》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，最近20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，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。”张岱年称：“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，我们无法不把它同《新青年》杂志联系起来，正如谈到中华文明的源头，我们不能不把它同黄河联系起来一样。”

《新青年》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了日后家喻户晓的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，陈独秀认为“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，羞为浅化之民也，则急起直追，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”，而且认定“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、道德上、学术上、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”。陈独秀的救国主张，在《新青年》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。

（一）提倡民主，反对独裁

《新青年》所提倡的民主有两层涵义，一是指民主精神和民主思想，包括个性解放、人格独立和民主权利等内容；二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。《新青年》所反对的独裁也有两层涵义，一是指以纲常礼教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，二是指封建官僚的政治制度。陈独秀在《宪法与孔教》中指出：“对于与此新社会、新国家、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，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，猛勇之决心，否则不塞不流，不治不行。”在《调和论与旧道德》中指出：“要拥护那德先生，便不得不反对孔教、礼法、贞节、旧伦理、旧道德。要拥护赛先生，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、旧宗教。要拥护德先生又拥护赛先生，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。” 在《旧思想与国体问题》中指出：“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，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旧思想，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，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，也是挂不住的。”对于革旧出新的途径，陈独秀在长期探索的基础上，提出了“革命”的主张，他在《革命与制度》中指出：“社会底（的）进步不是空发高论可以收效的，必须有一部分人真正指出现社会制度底（的）弊病，用力量把旧制度推翻，同时用力量把新制度建立起来，社会才有进步，力量用得最剧烈的就是革命。革命不是别的，只是新、旧制度交替底（的）一种手段。”

（二）提倡科学，反对迷信

《新青年》所提倡的科学有两层涵义，一是抽象层面，包括科学思想、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；二是具体层面，包括科学技术、科学知识。《新青年》所反对的迷信是对鬼神、灵魂、风水、算命等反科学思想的盲从。陈独秀在《警告青年》中提出：“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，科学之兴，其功不在人权说之下，若舟车之有两轮焉。今且日新月异，举凡一事之兴，一物之细，罔不诉之科学法则，以定其得失从违。”把“科学”和“人权”比作推动社会发展的“舟车之两轮”。陈独秀也认定不反对迷信，科学也无法传播，因为二者“好像水火冰炭，断然不能相容”，他在《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》一文中指出：“如相信时间万事有神灵主宰，那西洋科学，便根本破坏，一无足取；若相信科学是发明真理的指南针，像那与科学相反的鬼神、灵魂、炼丹、符咒、算命、卜卦、风水、阴阳五行，都是一派妖言胡说，万万不足相信的。”在《随感录三十三》中提出：“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，最恨科学，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，能教人思路清楚，不许鬼混，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。”“要救治这‘几至国亡种灭’的中国，……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。”

（三）提倡新文学，反对旧文学

《新青年》所提倡的是民主主义的新文学，反对的是封建主义的旧文学。从形式上讲就是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，推行新式标点符号；从内容上讲主要体现为对封建主义的批判。1917年1月1日《新青年》刊登了胡适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，陈独秀对胡适的“八不主义”主张十分赞赏，称他是文学革命“首举义旗的急先锋”。陈独秀随后在《文学革命论》中首次提出“文学革命”的“三大主义”，即：“推倒雕琢的、阿谀奉承的贵族文学，建设平易的、抒情的国民文学；推倒陈腐的、铺张的古典文学，建设新鲜的、立诚的写实文学；推倒迂晦的、艰涩的山林文学，建设明了的、通俗的社会文学。”胡适、陈独秀的两篇文章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。1918年1月出刊的《新青年》第4卷第1号，刊登了新文学的9 首白话新诗，这在中国是开天辟地第一回，不仅引领的是白话诗的兴起，而且引领的是新文学的开端。以此为开端，《新青年》刊登的大部分文章改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，并采用新式标点符号，白话小说、散文、文学批评和戏剧作品，也一一在《新青年》亮相，将反封建的文学革命内容与白话文的文学形式有机结合。新文学创作的典范首推鲁迅，他在《新青年》第4卷第5号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文小说《狂人日记》之后，又创作了《孔乙己》《药》《阿Q正传》等新文学作品，不仅树立了新文学的典范，也为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《新青年》从第4卷第1号起，还大量译介世界近代文学名著，发表俄、法、英、德、日、美、丹麦、挪威等20多个国家百余名作家的作品，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滋养。

（《每周评论》）

三、评论时事的《每周评论》

1918年12月22日在北京创刊，1919年8月30日被北洋军阀政府查禁停刊，共出版了36期，其中第1号到第25号，由陈独秀主编。《每周评论》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，是新文化运动中第一种以“评论”命名的刊物，在类型上开创了评论类刊物的先河，它以时事评论为主，一时成为仿效的对象，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《湘江评论》《星期评论》《钱江评论》等进步刊物，都模仿它的版式，也大体采用类似的分栏。《申报》评价《每周评论》：该刊“在京中销至五十万份，众视为京中最善之周刊。现全国各埠约有五种报纸仿此办理。”

五四时期，《新青年》重在阐明学理，《每周评论》重在批评事实，《新青年》与《每周评论》相互配合，将思想文化斗争与现实政治斗争联系起来，既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新趋势，也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新阶段。

（一）主张公理，反对强权

陈独秀在《发刊词》中指出：“我们发行每周评论的宗旨，也就是‘主张公理、反对强权’八个大字，只希望以后强权不战胜公理，便是人类万岁！本报万岁！”“第一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外国的平等自由，第二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。”《每周评论》“主张公理、反对强权”的办刊宗旨在“评论”中得到了充分体现，在陈独秀主编的前25期中，“国内外大事述评”栏述评国外大事的文章有69篇，涉及到了德国、日本、英国、波兰、意大利、朝鲜、菲律宾等20余个国家，焦点议题是巴黎和会，两大主角是战败国代表德国和战胜国代表英国，有关两国的报道分别达到13篇和7篇，在报道数量上分列前两位。“随感录”栏共刊发文章250篇，该栏文章文体精悍、不拘题材、精辟明快，是社会批判的一种有力武器，如陈独秀在《研究室与监狱》指出：“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：一是科学研究室，一是监狱。所以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，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，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。” “社论”栏刊发文章40余篇，虽然数量不到“随感录”的六分之一，但是均为长篇政论文章，从所占版面来看，总量超过了“随感录”。

（二）直接行动，根本改造

在五四运动前后，《每周评论》刊发了大量巴黎和会、五四运动的报道和时评，有力支持、有效引导了学生爱国运动，对五四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李大钊在《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》中提出了“改造强盗世界、不认秘密外交、实行民族自决”的三大信誓，号召民众起来与帝国主义与军阀政府斗争到底，该文成为了五四运动深入发展的动员令。陈独秀在《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》一文中提出：“我们国民因为山东问题，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：（一）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；（二）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。”“由这彻底的觉悟，应抱定两大宗旨，就是强力拥护公理、平民征服政府。”陈独秀在《北京市民宣言》中就“平民征服政府”提出了“倘政府不愿和平，不完全听从市民的希望，我等学生、商人、劳工、军人等，惟有直接行动，以图根本之改造。”《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》《北京市民宣言》作为五四运动的两枚“重磅炸弹”，提出了鲜明有力的战斗口号，以及“直接行动、根本改造”的目标，为五四运动的深入开展指明了方向。另外，五四时期以《每周评论》为载体开展的“问题与主义”之争，成为影响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一次重大理论探讨，正是这次争论，才促使中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，开始思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问题相结合这一现实并重大的命题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。陈独秀在《敬告广州青年》中表达了对现实问题的关注，他指出:“我希望诸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底（的）解决方法，勿藏在空空的什么主义什么理想里面。”

陈独秀在三种刊物中表达的政治主张，体现了其思想经历了由“开通民智—思想启蒙—直接行动”的演变过程。